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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月里,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三山坳采枞树菇。

——记防城区茅岭乡美丽村最后的摆渡人彭富信

我們起了个大早赶到大同水库的渡口,请求摆渡人把我们送到三山坳的入口。

本报记者 黄涵可

偌大的大同水库,只有一条孤零零的渡船,渡船上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摆渡人。

烟雨蒙蒙的茅岭江面,几艘采砂船来回穿梭,在江面上拖出两道长长的美丽弧线,荡起层层余波。不远处,一位身穿褐色上衣的老年人正掌舵着渡船从对岸缓缓向我们驶来,轰鸣的马达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。5分钟后,渡船稳稳靠岸。老人立马起身,几个箭步跑上岸,拴住船锚,让乘客一一下船。

摆渡人的胡子、头发全白了,他看起来跟他的渡船一样老,悠闲地坐在船舷上抽着旱烟,长竹篙还没有被打湿,看来今天他还没做成一笔生意。

老人名叫彭富信,今年60多岁,是渡船唯一的掌舵人,他风雨无阻为村民摆渡已有十几年。

听我们说要去三山坳,摆渡老人头也不抬地伸开五个手指,那意思是管我们要五块钱渡费。

防城区茅岭乡美丽村与街上隔江相望,江面宽不过百米,因为没有桥梁,多年来渡船成了附近村民出行、走亲访友最便捷的交通工具。据同行的乡干部邓宽宁介绍,从美丽村渡口上船,只需5分钟就可到达街上的渡口,若坐汽车的话,则要绕30分钟的路,很不方便。这小小的渡船,省了村民们几十里的路程。

爸爸一咬牙,说:“行吧。”

每天早上六点钟,当大多数人还在梦乡时,彭富信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往往是刚把客人送到岸上,对岸就有人在等船。来来回回地穿梭在两个渡口之间,彭富信毫无怨言。“节假日期间,乘船过河的人比较多,常常排起长队,大概有近千人次,平常乘船的至少也有两三百人。”彭富信说,一天下来工作13个小时,午餐都在船上解决,直到傍晚七点左右才收工回家。

爸爸又说:“下午三点,还得麻烦你去三山坳把我们接回来。”

对于两岸的居民来说,渡船是一种便利的交通工具;对于彭富信来说,摆渡是自己赖以为生的饭碗。彭富信告诉记者,美丽村有2600多人,每人每年都会给他1.5斤的大米作为酬劳,而这些大米则是他一年的全部收入。要养活家人,还要供子女读书,显然这些钱对还住在瓦房的彭富信而言,无疑是杯水车薪。但是彭富信告诉记者,这么多年过来了,自己也熟悉掌舵的技巧,虽然辛苦,可都是为自己的乡亲摆渡,他很乐意。

摆渡老人又伸开五个手指。

江面时有烟雨朦胧之美,但是江水也有危险之时。“如果碰上一些非法采砂的船只加速驶过时,江面就会激起层层波浪,对渡船造成强大的冲击,容易打晃了。”彭富信说着有些后怕,“现在党委、政府以及海事部门都加强对船只的管理,这些情况也渐渐少了”。

真是个势利眼!

安全责任重于泰山,定期维护渡船以及汛期临近时做好收船准备,都是彭富信的头等大事。宁走十步远,不犯一步险。他说,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,乡亲们也会理解和配合。

爸爸又咬咬牙,说:“行。”

彭富信就是这样踏踏实实为村民服务了十几年。十多年来,只要有人来渡口,就算是休息,他也会飞快跑下来为大家摆渡。他说:“哪怕是只有一个人,也要帮对方摆渡过去。”和很多交通工具都不同,彭富信的摆渡是随叫随到,一个人也渡,人多了就分几次渡。十几年来,彭富信在渡船上见证了人们的婚丧嫁娶、背井离乡、金榜题名……许多的悲欢离合,也经历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。

摆渡老人说:“钱得现在就给,不给钱就不撑船。”

记者了解到,目前乡政府正申请在渡口两岸建桥的相关事宜,预计未来三到五年内,渡口将被人行桥所取代,而彭富信也会成为最后的摆渡人。当记者问他是否有些不舍时,彭富信十分平静:“摆渡这么多年不舍是肯定的。但是建桥是乡亲们的愿望,交通方便了,村民的生产生活才会真正好起来。”

爸爸气得牙痒痒,没想到大清早就碰到这么个难缠的家伙,但也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付了钱。

摆渡这一陪伴了美丽村几代人的出行方式,正在渐渐成为历史的遗迹和旧时的回忆,而摆渡人彭富信却是这个记忆中最美的底片。

我像麋鹿一样兴冲冲地跳上渡船,船很快就开了。令人想不到的是,骨瘦如柴麻秆一样的摆渡老人,撑起船来却是虎虎生威。他将长长的竹篙插入大同水库的库底,再用力一撑,我们的船便像大鱼一样向北岸游去。

三山坳的枞树菇是天底下最好吃的枞树菇。我相信,只要你喝过一碗枞树菇汤,你就会整天盼着喝第二碗。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盼望中决定去采枞树菇的。

船终于靠岸了,我们迫不及待地跳下了船。

“老人家,别忘了下午三点来接我们。”临下船时,爸爸仍不忘提醒摆渡老人。

“不会忘。”摆渡老人头也不回地撑着船往回走,“我在大同水库撑了一辈子船,还没有过这样的事。”

老人的船开走了,我们也急不可耐地钻进了树林采蘑菇。

时间就在我们不知疲倦的采集中到了下午三点。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树林赶到河边,却不见渡船等在那里。

摆渡老人当真把我们给忘了!一个小时,两个小时,三个小时,我们站在岸边一直等了三个多小时,连船影儿也没看到。

“早知道他是个势利的人,肯定不会来接我们!”爸爸气咻咻地说,“这种人啊,一点儿诚信也不讲,当初就不该先把钱交给他!”

就在这时,我似乎看到大同水库的水面上亮起了一星微火,一只船掌着渔灯向我们开来!

船越来越近,终于靠岸了,我们借着渔灯看清了摆渡人的面庞,摆渡的不是先前的老人,而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。

“不好意思,现在才来接你们。”摆渡少年说。“怎么搞的,现在才来!”爸爸生气地说。

“实在对不起,我爷爷在大竹垸挖野竹笋时不小心摔断了腿,来不了了。我们本来要把他送到镇上的卫生院去,但他说他早上答应了几位渡客,嘱咐我今天无论多晚也要先把你们渡回去,他自己还躺在大竹垸的泥地里……”少年说着流下了眼泪。

我看见爸爸坐在船舱里慢慢地低下了头,他一定是在为错怪渡船老人而羞愧吧——我们总是自以为是地错怪一个好人。

现在,十几年过去了,大同水库早已干涸,河上早就没有了渡船,但我依然会想起那两位摆渡人,以及黑夜里的那盏渔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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